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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就是一部“谜书”

      编辑:北慕城南       来源:谜语网
 

——《红楼梦》写作手法探微(7)

作者:至真斋主

新红学的创始人、被当今红学家们奉为国学大师的胡适,在他的著作《红楼梦考证》中批评、嘲笑索隐派是“猜笨谜”。他说:“第二派说《红楼梦》是清康熙朝的政治小说。这一派可用蔡孑民先生的《石头记索隐》作代表。......蔡先生这部书的方法是:每举一人,必先举他的事实,然后引《红楼梦》中情节来配合。......但我总觉得蔡先生这么多的心力都是白白的浪费了,因为我总觉得他这部书到底还只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我记得从前有个灯谜,用杜诗‘无边落木萧萧下’来打一个‘日’字。这个谜,除了做谜的人自己,是没有人猜得中的。因为做谜的人先想着南北朝的齐和梁两朝都是姓萧的;其次,把‘萧萧下’的‘萧萧’解作两个姓萧的朝代;其次,二萧的下面是那姓陈的陈朝。想着了‘陳’字,然后把偏旁去掉(无边);再把‘東’的‘木’字去掉(落木),剩下的‘日’字,才是谜底!你若不能绕这许多湾子,休想猜谜!......假使一部《红楼梦》真是一串这么样的笨谜,那就真不值得猜了!......我现在要忠告诸位爱读《红楼梦》的人:‘我们若想真正了解《红楼梦》,必须先打破这种种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其实做《红楼梦》的考证,尽可以不用那种附会的法子。我们只须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这些问题乃是《红楼梦》考证的正当范围。”

胡适用一个极难猜出的谜语例子来批评、嘲笑红学索隐派,这具有很大的欺骗性。那些跟胡适一样国学基础差,又不喜欢动脑筋的红迷,包括某些红学家,极易被胡适所举的例子迷惑。当今一些红迷动不动就说索隐是猜笨谜就是明证。在胡适的欺骗、迷惑、误导下,一些红学研究者不敢索隐,即便是在运用索隐的方法研究《红楼梦》,他们也不敢说是索隐,而冠之以“考证”之名,似乎只有“考证”才是科学研究,而“索隐”是牵强附会的猜谜。胡适的流毒散布甚广,时间近百年,危害极深,甚至当今的一些大学、科研机构的某些学者都中毒颇深,一谈索隐就色变,似乎索隐是禁区。一些红学专业期刊也几乎不发索隐的文章,索隐的文章只能在网站论坛、博客、公众号自媒体等处发布,还被某些红学家斥之为“民科”。今天我就来辨析一下什么是谜书?索隐是不是破解谜书的方法?《红楼梦》是不是谜书?

在说谜书之前我首先说说什么是谜语,因为谜书就是由一系列谜语构成的。谜语主要指暗射事物或文字等供人猜测的隐语。谜语的前身是隐语,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给隐语的解释是:“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即别出一说曰遁辞,不直言曰谲,以彼喻此曰譬。由此我们可以说,隐语是隐去本事而假以他辞来暗示的语言。根据隐语的作用,可以把隐语分为三类:密言(只少数人能懂,且在小圈子内使用流传的语言)、测智(作为一种测试智力的游戏)、谲谏(委婉的规劝之语)三类。谜语在中国起源很早,据《尚书·汤誓》记载:“时日曷丧?予以汝偕亡。”大意是:“太阳呵,你什么时候才丧亡呢?让我和你一同去死吧。”这首歌谣采用隐语诅咒暴君夏桀,因为他曾说过:“我有天下,如同天之有日,日亡我就亡。”夏桀暴虐无道,民怨沸腾,老百姓不敢明言,私下里用隐语发泄怨怒之情。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谜语雏形已经形成,并且给起了名字叫“廋辞”和“隐语”。据刘勰《文心雕龙》记载:“楚庄齐威,性好隐语。”也就是说楚庄王、齐威王喜欢隐语,而不愿意听直截了当的忠言。战国后期出现了赋体隐语,其中以荀子的《附论篇》最具代表性。到了汉代出现了射覆活动,就是把东西放在器物下面让人猜。我们有时候也把猜谜语叫做射覆。到了宋代有了专业谜语和谜社组织,同时诞生了“灯谜”。元明两朝谜语盛行不衰。明朝还出现了一些研究谜语的论著和收录谜语的专集,其中有冯梦龙的《黄山谜》,黄周星的《廋词四十笺》及贺从善的《千文虎》等。到了清朝中期以后,谜语进入成熟期,人们追求谜语扣合的严谨,谜语的内容也十分丰富。到了今天,全国各地的猜谜活动蓬勃发展,尤其是每年的正月十五猜灯谜活动成了节日的主要内容。谜语历经数千年的演变和发展,如今作为国粹被国家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果谜语都像胡适举例的那样谁都猜不着,只有出谜的作者知道谜底,猜谜活动不但不能普及,而且早就偃旗息鼓了。

中国最早的文谜是南朝宋代刘义庆著的《世说新语·捷悟篇》中所载的曹娥碑离合体文迷:魏武尝过曹娥碑下,杨修从,碑背上见题作“黄绢幼妇,外孙虀臼”八字。魏武谓修曰:“解不?”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修别记所知。修曰:“黄绢,色丝也,于字为绝;幼妇,少女也,于字为妙;外孙,女子也,于字为好;虀臼,受辛也,于字为辞:所谓‘绝妙好辞’也。”魏武亦记之,与修同,乃叹曰:“我才不及卿,乃觉三十里。”大意是:魏武帝曹操曾经从曹娥碑旁路过,杨修跟随着他,看见碑的背面写着“黄绢幼妇,外孙虀臼”八个字。曹操就问杨修:“懂吗?”杨修回答说:“懂。”曹操说:“你不要说出来,等我想一想。”走了三十里路,曹操才说:“我已经想出来了。”他叫杨修把自己的理解另外写下来。杨修写道:”黄绢,是有颜色的丝,色丝合成绝字;幼妇,是少女的意思,少女合成妙字;外孙,是女儿的儿子,女子合成好字;虀臼,是承受辛辣东西的,受辛合成辞(辤)字:这就是‘绝妙好辞’。”曹操也把自己的理解写下了,结果和杨修的一样,于是感叹地说:“我的才力赶不上你,竟然相差三十里。”

在封建极权时代,文人们为了表达被统治者压制禁锢的思想感情,或者反抗统治者的压迫,有时候不得不采用隐语的方式为文。最著名的用隐语写成的文章是南宋遗民谢翱的《登西台恸哭记》。这篇文章的开篇就让人一头雾水:“始,故人唐宰相鲁公,开府南服,余以布衣从戎。明年,别公漳水湄。后明年,公以事过张睢阳庙及颜杲卿所尝往来处,悲歌慷慨,卒不负其言而从之游。今其诗具在,可考也。”大意是:“早先,我的老朋友唐宰相鲁郡公在南剑州地方设立办事机构,我以普通老百姓身份投军在他麾下。第二年,在漳江边上与他分手。又过了一年,鲁郡公因事路过张睢阳庙和颜杲卿驻军处常山一带,慷慨悲歌,终于没有辜负自己的诺言,追随诸先烈游于黄泉。如今他的遗诗都留在人间,可以为证。”

“唐宰相鲁公”指的是唐朝宰相颜真卿。颜真卿(709年-784年),字清臣,小名羡门子,别号应方。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祖籍琅玡临沂(今山东临沂)。唐朝著名书法家,秘书监颜师古五世从孙 、司徒颜杲卿从弟。开元二十二年(734年),颜真卿登进士第,历任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后因得罪权臣杨国忠,被贬为平原太守,世称“颜平原”。安史之乱时,颜真卿率义军对抗叛军。后至凤翔,被授为宪部尚书。唐代宗时颜真卿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公,人称“颜鲁公”。兴元元年(784年),颜真卿被派遣晓谕叛将李希烈,凛然拒贼,终被缢杀。他遇害后,嗣曹王李皋及三军将士皆为之痛哭。追赠司徒,谥号“文忠”。

谢翱是南宋末年人,他怎么会投在唐朝宰相颜真卿的麾下呢?这个“唐宰相鲁公”一定是假托之名,而且这个人一定在元朝是被禁止提起的。要想知道这个“唐宰相鲁公”隐写的是谁,就要根据谢翱的经历和在当时与“唐宰相鲁公”地位名声相似的人来“索隐”,如果不探赜索隐出文章背后的真相来,就不知道这篇文章的思想主旨。谢翱(1249-1295),字皋羽,一字皋父,号宋累,又号晞发子,原籍长溪(今福建霞浦),徙建宁浦城(今属福建)。宋度宗咸淳年间应进士举不第。宋恭宗德佑二年(1276年)文天祥开府延平,谢翱率乡兵数百人投奔,任咨议参军。文天祥兵败,谢翱脱身避地浙东,往来于永嘉、括苍等地,与方凤、吴思齐、邓牧等结月泉吟社。《登西台恸哭记》写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时南宋丞相文天祥抗元失败被杀后八年。谢翱与友人登西台(今浙江桐庐西富春山)祭悼的这个“唐宰相鲁公”就是文天祥无疑。

文天祥(1236-1283),南宋爱国诗人,字宋瑞,又字履善,别号文山,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宝祐四年(1256)进士第一。德祐元年(1275年),元军沿长江东下,文天祥罄家财为军资,招勤王兵至5万人,入卫临安。旋为浙西、江东制置使兼知平江府。后任右丞相兼枢密使,奉命赴元军议和,因面斥元丞相伯颜被拘留,押解北上途中逃归。德祐二年(1276)五月,文天祥在福州与张世杰、礼部侍郎陆秀夫、右丞相陈宜中等拥立益王赵昰为帝,建策取海道北复江浙,为陈宜中所阻,遂赴南剑州(今福建南平)聚兵抗元。景炎二年(1277年)五月,再攻江西,终因势孤力单,败退广东。祥兴元年(1278年)十二月,在五坡岭(今广东海丰北)被俘。次年,元朝蒙、汉军都元帅张弘范将其押赴厓山(今新会南),令招降张世杰。文天祥拒之,书《过零丁洋》诗以明志。后被解至元大都(今北京),元世祖忽必烈亲自劝降,许以中书宰相之职。文天祥大义凛然,宁死不屈。元至元十九年十二月,文天祥于大都就义。终年47岁。著有《文山诗集》、《指南录》、《指南后录》、《正气歌》等。

谢翱在文章中说“公以事过张睢阳庙及颜杲卿所尝往来处,悲歌慷慨,卒不负其言而从之游。今其诗具在,可考也。”这是在隐写文天祥曾作《正气歌》,在这首诗中有这样的诗句:“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

张睢阳(708年-757年):即张巡。据《旧唐书·张巡传》记载,安禄山叛乱,张巡固守睢阳(今河南省商丘市),每次上阵督战,大声呼喊,牙齿都咬碎了。城破被俘,拒不投降,敌将问他:“闻君每战,皆目裂,嚼齿皆碎,何至此耶?”张巡回答说:“吾欲气吞逆贼,但力不遂耳。”敌将视其齿,存者不过三数。颜杲卿(692年-756年):颜真卿的从兄。据《新唐书·颜杲卿传》记载,安禄山叛乱时,他起兵讨伐,后城破被俘,当面大骂安禄山,被钩断舌头,仍不屈,被杀死。在文天祥的《正气歌》中,他愿像张巡、颜杲卿那样慷慨赴死。而在谢翱的祭悼文章中,“唐宰相鲁公”果然“悲歌慷慨,卒不负其言而从之游。”

谢翱在元人统治下哭悼一个反元的宋朝英雄,这是要冒着杀头危险的。他哭悼抗元殉国的民族英雄,也是在怀念已经灭亡的宋朝故国。元朝文网森严,谢翱在西台对文天祥进行哭悼时,“适有逻舟之过也”,可见形势之险恶。文章不能明言祭悼文天祥,只能托名唐朝宰相鲁国公颜真卿。与谢翱同往西台祭悼的友人他也不提姓名,而是以甲、乙、丙代替。文章也不能明说文天祥为国捐躯,而是以在安史之乱中张巡守卫睢阳、颜杲卿守卫常山,城陷而惨遭杀害,“悲歌慷慨,卒不负其言而从之游”隐喻文天祥的英勇就义。谢翱在文章中说,他想模仿司马迁《秦楚之际月表》的体例作《季汉月表》,实际上他是说要撰写《季宋月表》,以悼念宋亡,从此中华正统已绝,表现了谢翱强烈的民族立场。《登西台恸哭记》通过对文天祥殉国的祭奠哭悼,表达了对文天祥的无比崇敬和悲恸之情。为避开元朝统治者的文网,文章托名汉唐,隐姓匿名,不书写元朝年号,而以甲子纪年称之,这种写作手法与《红楼梦》何其相似!如果我们不以“索隐”的方法破解这篇文章的“真事隐”,我们就会被表面的“假语存”所迷惑。

南宋遗民在蒙元统治者的高压文网下,为祭奠抗元英烈,表达怀念故国之情,不得已采用隐语的方式写作,与之类似的是明遗民也常采用这种方式为文。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尊称为南雷先生,晚年自称梨洲老人,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明末清初经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他学问渊博,思想深邃,著作宏富,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他的主要著作有《明夷待访录》等。他的父亲黄尊素为明万历进士,天启中的御史,是东林党人,因弹劾魏忠贤而被削职归籍,不久又下狱受酷刑而死。十九岁的黄宗羲进京讼冤,并在公堂上出锥击伤主谋,追杀凶手。明思宗叹其为“忠臣孤子”。清军入关后,黄宗羲召集里中子弟数百人组成“世忠营”,参加反清战斗达数年之久,失败后返乡闭门著述,清廷屡次诏征,皆辞免。

谢翱的《登西台恸哭记》在元、明之际广为流传,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为之笺注、索隐、题记序跋者不乏其人。明亡后,由于民族矛盾加剧,明遗民对故国怀念之情愈发深切,谢翱的《登西台恸哭记》又一次受到明遗民的高度重视。黄宗羲曾为之作注,以寄托其麦秀、黍离之悲,民族沦亡之痛。黄宗羲的儿子黄百家曾从学于王征南学内家拳法。王征南(1617-1669),名来咸,字征南。浙江宁波府奉化人。 早年从军,以“七矢破的,补临山把总”,由于屡立战功,官至于“都督佥事副总兵”。由于参与反清复明斗争,事败后隐居乡野,“终身菜食以明其志”。王征南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武当派拳师。同样参加过抗清的黄宗羲失败后返乡,在宁波城西的白云庄讲学,结识了王征南,两人成为好友。黄宗羲撰写了《王征南墓志铭》。其铭文开篇写道:“少林以拳勇名天下,然主于搏人,人亦得而乘之,有所谓内家者,以静制动,犯者应手即仆,故别少林为外家,盖起于宋之张三峰。三峰为武当丹士,徽宗召之,道梗不得进,夜梦玄帝授之拳法,厥明以单丁杀贼百余。”

张三丰是元末明初人,曾出手相助朱元璋建立明朝。朱元璋登基后曾多次派人寻找张三丰。而黄宗羲却说张三丰是宋朝人,且写作“张三峰”,这很明显是为了避免提起明朝及开国皇帝朱元璋,也为后文用“徽宗召之”隐写“朱元璋召之”作伏笔。王征南生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卒于清康熙八年(1669)。黄宗羲的铭文写王征南“生于某年丁巳三月五日,卒于某年己酉二月九日,年五十有三。以某年月日葬于同岙之阳。”不具帝王年号,而以干支纪年,其怀念旧朝蔑视新朝的民族感情表露无遗。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刘利侠教授在《王夫之<落花诗>政治意识浅论》一文中说:“身处在明清之际的知识分子,遭受着家国与民族的双重灾难,回天无力,报国无门。这种萧索、凄凉的景象,最能够契合他们的处境,是‘摇落深知宋玉悲’,所以也最容易激起他们内心深处真实强烈的情感。除此之外,一般还认为,花色红,红即‘朱’,与朱明王朝就有了某种婉转而密切的联系。百花盛开的春天,有王朝兴盛的象征意蕴;风飘万点、春意阑珊的暮春之景,是明王朝从没落逐渐走向败亡的最佳比喻。清初诗人喜咏落花,借对落花的诸多感叹来表达对故国旧君的哀思与凭吊,从而为落花打上了鲜明的政治烙印,同时赋予了这一主题更加深厚的情感内涵和独特的时代气息。”

我们吴氏红学的九峰真人在文章《红楼梦中一些风物的特殊寓意是解读思想内涵的关键》中说:“《红楼梦》的思想内涵是高度的民族主义,由于构思的巧妙和写作手法的隐蔽,自抄本传播以来,一些人看不懂她的思想内涵。清朝被推翻以后,尤其是受胡适红学的影响,广大读者更是失去了对本书思想内涵的敏感和认知,形成今天附庸风雅的胡适派官方红学。一些红学家钻进一个包衣奴才家族,牵强附会地考证与对应曹家事,把改朝换代国仇家恨的宏大主题与民族主义情结,狭隘猥琐地解读为一个家族的兴衰史。《红楼梦》既然是小说,他就不是天书,不管作者把主旨设计得多么隐蔽,我们可以看出,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传播明遗民思想。作者既然要传播明遗民思想,那么,对于小说中绝大多数隐藏的秘密,读者只要抓住特殊的写作手法就能准确破译。”他还把书中的风物按照作者的思想感情倾向划分为两大阵营:一、作者憎恶的阵营有风、雪、金、水、秋等;二、作者喜爱的阵营有月、玉、红、朱、赤、香、春、梅花等。

《红楼梦》其实就是一部用一些有特定寓意的符号、意象、谜语、隐语等创作的“谜书”。作品开宗明义告诉我们用“甄士隐(真事隐)”、“贾雨村(假语存)”的写作手法。故意隐去了地域邦国、朝代年纪,国都用“长安”“中京”指代,作者假托“石头”下世造历然后撰写《石头记》,可见书中提到的“空空道人”、“吴玉峰”、“东鲁孔梅溪”和“曹雪芹”都应该是化名,本书的批书人“脂砚斋”、“畸笏叟”等也都是化名,他们的真实身份都要经过索隐和考证来确定。这部书借石兄之口说不干涉朝政,而却采用隐语来书写,其背面隐写的故实必然是干涉朝政的。而胡适及当今的红学家却把书中的化名当做真名,在曹家寻找“曹雪芹”,正像红友所嘲讽的那样:“在山东鲁家庄考证鲁迅”。这样的研究居然还打着科学的旗号,真是玷污了“科学”的神圣之意!

胡适及其追随者们以“考证派”自诩。他们以为只有“考证”才是科学的研究方法,而“索隐”则被他们贬斥为牵强附会。什么是考证?考,就是推求、研究;证,就是验证、证实。考证就是根据资料来推求研究、证实和说明文献或历史等问题。什么是索隐?索,就是寻求、探索;隐,就是隐藏的事物、事实;索隐就是探求隐微奥秘的道理。“索隐”语出《易经·系辞上》:“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 孔颖达疏:“索谓求索,隐谓隐藏。” 我们从上面谢翱的《登西台恸哭记》一文可知,不索隐就根本不知文章在写什么,其背后的真相只有通过索隐才能揭示出来。而《红楼梦》大量的采用具有特定指代的隐语,这些隐语跟明遗民诗文中常用的隐语含义是一样的,读懂了明遗民的诗文也就读懂了《红楼梦》。如果不对书中的隐语含义进行索隐,那么也就看看其表面的“假语存”故事,即便如此也看得云里雾里,因为书中一些表面文字的“坑”你就是打破脑袋也很难想明白。比如,诗书礼仪之家的林黛玉为啥骂刘姥姥“母蝗虫”?刘姥姥就在距离贾家不远的郊区居住却说她从千里之外而来?黛玉葬花时为啥说“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虎兕相逢”、“白骨如山”、“千红一哭”、“万艳同悲”都是什么意思?等等。

可以说《红楼梦》就是一部空前绝后的“谜书”,“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如果不采用“索隐”与“考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把书中的“隐语”全部破解出来,把书中涉及到的知识全部注解出来,从而揭开本书的奥秘,我们就真的辜负了作者的一片痴心,不解其中味。而胡适的研究美其名曰“考证”,但是胡适找到的资料并不可靠且自相矛盾,其实是牵强附会而已。胡适创立新红学将近一百年了,那些追随胡适的红学家们要么只研究书中的“假语存”而鄙视“真事隐”,要么一头扎在曹家挖掘史料,这样研究《红楼梦》必然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再研究一百年也摸不到红楼真相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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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王华东 编辑:潇湘夜雨

深度解读,高屋建瓴。吴氏红学,高端学术。 知识的盛宴,智慧的光芒。

新观点、新视角,同一部红楼梦,不一样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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