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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由兄弟间的友情和思念及为国杀敌的雄心,前后两层相互映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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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子由苦寒见寄》苏轼

人生不满百,一别费三年。三年吾有几,弃掷理无还。长恐别离中,摧我鬓与颜。念昔喜着书,别来不成篇。细思平时乐,乃谓忧所缘。吾従天下士,莫如与子欢。羡子久不出,读书虱生毡。丈夫重出处,不退要当前。西羌解仇隙,猛士忧塞壖。庙谋虽不战,虏意久欺天。山西良家子,锦缘貂裘鲜。千金买战马,百宝妆刀环。何时逐汝去,与虏试周旋。

这首诗作于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苏轼于仁宗嘉佑六年(1061年)赴凤翔任签判,至此时已任满三年,将离凤翔还汴京。凤翔地近西北,三年的签判生涯,使苏轼对西北前线的局势有清醒的了解,是继续留在凤翔为巩固边伤效力,还是返还京师?正在诗人苦恼忧虑,抉择出处之时,他接到了弟弟寄来的诗稿,于是写了这首和诗。诗中既倾诉了与弟弟的骨肉之情,离别之恨,又表现了要斩断私情,为国破敌的雄心。诗以五古风的形式写成,全篇二十六句,可分为两个不同的感情层次。

第一层是前面十二句,叙兄弟亲情。苏轼苏辙兄弟间的友谊是文学史上的佳话,两兄弟在几十年的生活中互相关心,互相体贴,答唱奉和,从未间断。这一次,是苏轼别离弟弟三年之久后的唱答,故诗人自然以诉别情开篇。“人生不满百,一别费三年。三年吾有几,弃掷理无还。”

在诗人的心目中,友情就是生命,他多么希望能与弟弟长相厮守,在你唱我和中度过一生啦!然而这一次的离别竟达三年之久,在短短的一生中,一个人有几个三年呢?“不满首”和“费三年”对举,其人生苦短,别离太长的愁情已鲜明可见,而“三年吾有几”的追问,“弃掷理无还”的叹息,则写出了诗人恨不得立即飞到弟弟身边、再也永不分离的心情。

是啊,别离的三年中,自己是怎样艰难地熬过来的啊!“长恐别离中;摧我鬓与颜。”自己最害怕的,就是与弟弟别离的痛苦,那天各一方的刻骨思念,摧残着自己,折磨着自己,使自己鬓发早白;面颜早衰。苏轼是个感情世界极为丰富的人,政治上一而再、再而三的不合时宜,使他格外珍惜家人之间的亲情。我们知道,苏轼对妻子、对妹妹、对妹夫都写下了许多情愫深浓的诗作,而对才气横溢又能够理解自己的弟弟,更是在同胞之情之外又兼知音,所以,感情就更为密切。

“念苷喜着书,别来不成篇。细思平时乐,乃为忧所缘。”想当年我们在一起时,赋诗属文,着书立说,那是多么舒心的日子。可自分别以后,自己怅然若失,兴致全无,竟然无法提笔成篇。细细想来,正是平时相聚的欢乐,才使如今感到分离的痛苦。写到此,诗人感情奔突,写道:“吾从天下士,莫如与子欢。”我与天下的士人交往可谓多矣,但没有哪一个能像与你在一起时那样自在、欢欣。以上六句,诗人用对比的手法,拿昔日的相聚之乐与今日的分离之苦对比,拿社会朋友之情与兄弟情谊对比,既把自己对弟弟的感情写得深沉具体,刻骨铭心,同时,又为下文表现自己的感情转变作了有力的铺垫。

在上、下两层之间,诗人安排了一个过渡段。上层写私情,写亲情,下层写公仇,写报国之心,中间的过渡段则表现了诗人的感情活动是如何由私而公、由家而国的发展变化过程。“羡子久不出,读书虱生毡。丈夫重出处,不退当思前。”

前两句承前,由兄弟情谊自然转到对弟弟专心读书的清净生活的羡幕,又由弟弟的引退读书联系到大丈夫处身立世的态度,要么就退隐,远离俗务求得心灵的安静,要么就努力向前,不能尸位素餐,白享俸禄。苏轼终生为官,在险恶的官场斗争中他几经宦海沉浮,多次萌生归隐的思想,但他是一个责任心道义感极强的人,只要他一日在位,即令处境再难,他也能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尽力为百姓为社会办些实事。所以以上四句,既有对弟弟的安慰,更体现了诗人自己的人生态度。那么现在自己尚未退隐,就该努力为国家办些实事。办什么呢?这就自然过渡到第二层。

第二层是后面十句,表报国忠心。“西羌解仇隙,猛士忧塞坝。庙谟虽不战,虏意久欺天。”以苏轼在西北任职几年的观察,他认为外患仍是当时国家最严重的危机。当时的北宋虽然用妥协的盟约换来了所谓“百年无事”的局面,但是以金帛贿赂的方式是不能赢得真正的和平与统一的,事实上,当时西北方的少数民族中的上层分子正在以各种方式破坏民族团结和友好往来。

嘉佑六年(1061年)西夏赵承祚(赵元吴之子)上书仁宗,言仰慕中国衣冠,要迎汉使,仁宗答应了他的请求,然三年后,即英宗治平元年秋,赵发兵攻打秦凤、泾源,杀边民以万计,掠夺财宝无数。在平叛战斗中,苏轼担负的是粮饷的筹措运输工作,他深知武备松弛的恶果,对西夏贵族的野心看得很清楚,写此诗时战斗刚刚结束不久,所以,他才认为,西羌内部现在正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中央,有志之士正在为边疆的局面忧虑,虽然说,“庙谟”即朝廷的政策是不想打仗,可是,“虏意”即西夏贵族首领硬要胆大妄为,又有什么办法呢?

苏轼一直认为用金帛赂虏是最下策,他坚决主张巩固边防,然而他也不是一个好战份子,在《获鬼章二十韵》里,他曾提出要以宽厚的态度对待被俘的西羌首领,忠告边将不要想靠打仗邀功,他是深知民族团结的重要意义的。但是,对于那些蓄意挑起民族争端、妄图分裂祖国的行为,他则主张坚决反对。从“虏意久欺天”诗句可知,诗人所反对的,正是分裂祖国的不义者、野心家发动的侵略战争。

这首诗由兄弟间的友情和思念而及为国杀敌的雄心,前后两层相互映衬。兄弟情是真情,报国心是诚心,兄弟间的情谊越深,那么,暂时舍弃这种情谊去为国效力的精神就越可贵,越动人。诗人就是这样把两种不同的感情有机地统一起来,构成一个艺术的整体,从而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既有普通人的感情又有赴难救国热情的诗人的真实的自我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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